仁就来自人自己，无须外求于纯理，这是孔子儒学的大智慧。
此中引号，乃据叙述者上下文意而酌加。帝自舜而上溯，共有五。
（57）其理由则为《五经》皆原本于周公，而述定于孔子。（58）同上，154～155页。孟子此说亦为魏源所接受，故而在谈及尧舜禹之禅让时，均依此模式而立言。（15）《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》，《魏源集》，151页。所以说夫子删书，始自唐虞⑩，又说《书序》百篇，夫子所手着。
⑩《甫刑发微》，《书古微》卷十一，670页。（29）孔颖达解云：周大赤，殷大白，夏大麾，各有别也。这种比较模式不仅是学术界的现象，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。
如此说来，中国文化的态度、印度文化的态度都是违背生活的本性的，唯有西方的态度才是符合生活本性的。基于西方立场的比较者。总之，在梁漱溟看来，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自己改变、自我更新的，因此，目前的中国要现代化，必须全盘西化。[22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62页。
这种比较经常带有主体的情感，进而造成强烈的情绪。然而试问：这种主体意欲的产生何以可能？我们显然不能像梁漱溟那样，用意欲来解释意欲。
这是西学东渐以来、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普遍心态。而我的看法与之相反：失语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失语说的观念前提是存在着不变的主体性及其不变的话语、价值观，但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不存在的。至于家庭、社会，中国也的确是古代文化未进的样子，比西洋少走了一步。如图： 图中的主体1指比较者在比较活动之前的主体性，主体2则指比较者在比较活动之后所获得的新的主体性。
只是他觉得不满足，还要追问更为根本的原因：这样东西——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——是怎么被他得到的？我们何以竟不是这个样子？这样东西为什么中国不能产出来？[⑨] 但是，这样东西为什么中国不能产出来这样的问法，已经蕴涵了一种预设，那就是：科学与民主中国不能产出来。而当其构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，他所采取的却是历时性的维度，即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、印度文化视为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。所以，全盘西化只是针对当下情势的权宜之计：中国要现代化。第二段是中国路向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。
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就是这个意思。但这也不符合中国历史、中国人的实际。
这也同样适用于他本人，他说：假使有一个人对于我所做的生活不以为然，我即不能放松，一定要参考对面人的意见，如果他的见解对，我就自己改变。例如，人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，佛教在唐代甚至几乎成了国教，难道这样的佛教不是中国文化吗？而那以后的中国文化，例如宋明理学，难道不是中国文化、而是佛化或印度化的文化吗？同样的道理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化，难道不是中国文化吗？ 三、流俗比较观念中的主体困境 以上讨论的是比较中的对象方面的问题，现在讨论主体方面的问题。
然而按梁漱溟的意思，中国当下亟需科学与民主。[22]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在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时候，却采取中国态度，这样的承受还是全盘的吗？这样承受的还是西方文化吗？ 其实，按梁漱溟自己关于文化与态度之内在关系的逻辑，既然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，那就得至少暂时放下中国态度、中国文化立场。大海那边有好几万万人，愁着物质文明破产，哀哀欲绝的喊救命，等着你来超拔他哩。[39] 黄玉顺：《注生我经：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——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》，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》2008年第3期。新的存在者、新的主体性正是在这共同生活情境之中生成的。所以，中国目前只能全盘西化。
[30] 这种综合儒学作为一种儒学，却坚持非儒家的哲学传统、即西方哲学传统，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定这样才是有根的（rooted），乃是由于这些比较者（主体）的西方文化主体性。中西比较亦然，中西双方都应当通过比较活动而成为新的存在者，即成为新中国和新西方。
反之，如果拿出中国态度，那就不可能全盘承受西方文化，也就不能解决中国问题。不论中国的、还是西方的话语及价值观，都会在交流、对话、比较中获得新的主体性和新的客观性意义。
这是一种补课的方案，基于梁漱溟的中国文化早熟论。[24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17页。
[35] 参见黄玉顺：《当代儒学生活论转向的先声——梁漱溟的生活观念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4期。在谈到全盘西化的方案时，他强调说： 第一，要排斥印度的态度，丝毫不能容留。[32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57页。换句话说，科学与民主只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。
[20] 这就是说，尽管中国目前需要全盘西化，但这种全盘其实是要打折扣的：必须坚持中国原来的态度，用中国态度来看待西方文化。[35] 究其原因，这是梁漱溟的唯心哲学的必然结果，他自承是释迦慈氏之徒，不认客观[36]，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[37]：我们的意思只认主观的因，其余都是缘[38]。
而出人意料的是，作为儒家的梁漱溟，比较的结果无异于作为全盘西化代表人物的胡适的判断——中国百事不如人： 第一，精神生活方面……我们实在不能否认，中国人比较起来，明明还在未进状态的。既有的中西比较的对象，是中国与西方，即是中-西思维模式，属于O1-O2（对象1 - 对象2）的观念架构。
于是，他提出了人生的三路向，即人类文化的三种意欲之所向：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[13]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。尽管如此，何谓比较这个问题仍在晦暗之中，比较的观念仍然模糊不清。
这群人中最突出的一组包括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、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（Robert Neville）（他也是一名基督徒）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素芬（Sor-hoon Tan），他们强调美国实用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共鸣，寻求在发展儒学时关注杜威（John Dewey）和皮尔士（Charles Peirce）的洞见。[14] 科学与民主，就是西方的那种意欲向前奋斗精神的结果。而这样的全球化语境，就是中西共在——共同生活。此种态度不改，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。
） 简言之，这种中西文化比较的结果是：中国文化还是那样的中国文化，西方文化还是那样的西方文化。而其内圣方面、即形而上的层级则是恪守中国固有的道统。
我曾在讨论理解与解释的观念时涉及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比较活动实质上也是一种诠释活动。[②] 另一个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，也是这样进行中西比较的：我们若和西洋比较科学吗？交通吗？出版物吗？哲学吗？其实连了所谓礼教之邦的中国道德，一和西洋道德比较起来，也只有愧色。
上述两种极端的比较，都是当年时髦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表现。[17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205-206页。
